污水治理一直是環保工作的一項重頭戲,其中,市政污水治理又是長期以來的重中之重。但據公開資料,從2006年到2013年,我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已經從55.7%上升至99.1%,市政污水治理領域已接近飽和狀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污水治理市場卻始終存在巨大短板。
前瞻產業研究院污水處理報告顯示,2013年,全國村莊污水處理率僅為7%,和城鎮99.1%的污水處理率相比差距巨大。2013年,農業源化學需氧量排放量高達1125.8萬噸,占比全國廢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的47.85%。
長期以來,農村水污染問題都很嚴重,很多生活污水、生產廢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到河流和土壤,引發面源污染。曾經,國家也出臺過很多農村環境治理政策,但大多無法落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指出,國家過去曾經出臺“美麗鄉村”、“農村連片整治”等政策,但由于財政補貼機制“重建設,輕運營”的傾向,使得這些項目都愿意把建設規模做得越大越好,原本只有1000噸的來水規模,卻要建成5000噸的處理規模,結果造成項目建成后運營費用過高,地方財政無法承受。
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農村污水治理需要在管理模式、商業模式、技術模式等方面加強創新,解決現有的“有錢建設、無錢運行”“不惜成本追求高水質,不論規模推行MBR(膜生物反應器)”“‘天價’農村污水處理設施普遍閑置”等問題。
另一方面,經過過去十多年的發展,從2006年到2013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已經從55.7%上升至99.1%,市政污水治理領域已接近飽和狀態。而農村污水治理市場則存在巨大的短板,2012年,全國村莊污水處理率僅為7%,和城鎮99.1%的污水處理率差距巨大。眾多環保企業都看好農村污水市場這一“新藍海”。
“未來中國污水處理的主戰場一定是在農村。”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凱軍曾如是說道。
不過,農村污水市場大的問題是缺乏明確的商業模式。桑德副總經理董智明指出,我國尚未明確農村污水治理的管理和責任主體,各地差異很大。有的是水務局管,有的是住建局管。計費方式也是五花八門,有的按戶算,有的按人頭算,有的按站點算(一個站點一年給予一定數量的維護費),還有的按水量算。這顯然與市政污水處理的管理體制有很大差異。
“商務模式、收費機制等各方面都不完善,沒有付費主體。”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介紹說,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容易出現欠款,投資不安全。
那么,我國農村污水處理出路何在?我國在治理城市污水時,成功借鑒國外已有的成熟技術,因此少走了許多“彎路”,縮短了發展歷程。在治理農村污水方面,是否也可借鑒國外已有的技術經驗?對此,中國人民大學低碳水環境研究中心博士羅濤認為仍值得商榷。
“農村污水處理大部分屬于分散污水處理。對比美國、日本及我國分散污水處理現狀,我國農村污水處理還存在不少差異。以農村污水量為例,我國農村污水量占全國50%,美國占25%,日本15%。此外,美國和日本已經在上世紀50年代完成城鎮化進程,而我國才完成56%。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污水分散治理經驗,我國可進行部分借鑒,但由于現實情況存在不少差異,我國農村污水處理技術仍需要‘量身定制’。”羅濤強調說。
因此,說千難說萬難,多“接地氣”就不難。有的地方“私人定制”,規劃前,挨家挨戶上門調查,各家的排污口在哪里?管網怎么布局?布局是否優?多種模式因村因戶制宜,難題迎刃而解。有的地方建單村污水處理池,生物濾床就地取材,運營成本低,入戶管道旁,按農戶需求留出化糞池,方便實用,受到農民歡迎。
農村治污工程是農民用、農民管,不切實際要不得。不能一上項目就是高標準、高投入,看到其他地方污水處理做得好,就跟風用人家的技術、設備,項目做得挺好看,技術挺先進,但后群眾用不上,有啥意義?因此,農村治污要尊重農民意愿,沉下身去,多聽聽農民心聲,讓農民真正參與項目決策、建設、管理,這樣才能量身定制適宜的技術方案和處理模式,讓項目更加符合實際、更加科學有效,讓工程長效運行。
有著多年農村污水治理經驗的浙江省環保廳科技處工程師胡智鋒透露,目前浙江全省正在采用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技術種類繁多,常用的包括:生物濾床、厭氧 人工濕地、太陽能微動力、A2/O工藝、一體化設備、凈化槽等技術。“在工藝選擇時,要因村因地制宜。要考慮本地區的經濟承受能力、運行管理能力、地型地貌等因素。通過優劣對比,選擇適宜的處理技術模式進行有計劃的部署實施。
顯然,農村治污不是件小事兒,把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不讓建起的工程“曬太陽”,美麗鄉村就會漸行漸近。